从技术加速到云租金——如何思考当代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摘要及关键词从2020年以来，以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塞德里克·杜朗、约迪·迪恩等人为代表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在当代西方左翼思想中取代了左翼加速主义的地位。资本主义正在消亡，被一个政治上相对退步的形态所取代——技术封建主义。技术封建主义在传统的商品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基础上，提出了资本的三重性这一概念，认为除了资本的具体形态之外，资本的占有还代表一种合法的剥削权力，以及在云资本下对用户的行为矫正和引导的权力。但这些概念建立在瓦鲁法基斯等人对马克思的资本和利润概念的误读基础上，其所提出的利润和市场的消亡为技术封建主义的发展铺就了道路，但这实际上并不代表建立在剩余价值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消亡；相反，技术封建主义顶多是一种基于云平台的资本主义亚形态，不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整体取代。技术加速；云封地；技术封建主义；数字资本原文载于《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1968年7月11日-2017年1月13日），也以他的博客别名k-punk而闻名，是一位英国作家、音乐评论家、政治和文化理论家、哲学家和教师。美国左派思想家马克·费舍（Mark Fisher）曾经在他的代表作《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一书中用略带悲怆的口吻写道：“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末日更容易。这句话准确地捕捉到我所说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意思，即这样一种普遍的感觉：资本主义不但是西方唯一可行的政治经济系统，而且，如今，就连给它想象一个合乎逻辑的替代选择也不可能了。”[1]《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一书出版于2009年，那个时候，美国已爆发金融危机，但那次看似十分严重金融危机，似乎并没有真正摧毁资本主义体制。也就是说，马克·费舍认为，资本主义尽管十分的邪恶，但无法终结，我们甚至无法想象资本主义终结和替代方案。这不仅是马克·费舍的意思，也是那个时代的左翼思想家的共同感受。弗里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和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似乎也在他们的著作中表达过类似的看法。一时间，左翼流派仿佛看不到任何未来，即看不到资本主义如何终结，直至世界末日的来临。仅仅过了十几年，在西方左翼思想中关于资本主义如何终结的话题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思考资本主义的终结不仅变得可能，而且变得十分迫切。在这个方面，先后有加速主义和技术封建主义思潮的崛起，它们都在努力借助新的理论工具和历史环境来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试想一下，相对于2008金融危机，在这十几年的岁月里，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左翼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其中一个被广为谈论的因素，就是大数据技术、算法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生物监控技术、生命政治技术的普遍使用。围绕着这些技术的应用，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一方面都回到了马克思时代，尤其是回到了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等著作中，从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学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批判，但结论却大相径庭。左翼加速主义试图通过技术的加速，来加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崩溃，让生产力的因素突破业已僵化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而为走向资本主义之后的社会主义方案提供可能。[2]与左翼加速主义对应的是2020年开始兴起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这个思潮以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塞德里克·杜朗（Cédric Durand）、约迪·迪恩（Jodi Dean）、叶甫根尼·莫洛佐夫（Evgeny Morozov）等人为代表，连老一代的哲学家如齐泽克也参与其中，让技术封建主义在2023-2024年成为西方左翼思潮中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这些技术封建主义思想家充满信心，他们感觉到资本主义会在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尽管是一种退步的社会形态——下走向终结，叶甫根尼·莫洛佐夫甚至在他的《技术封建理性批判》（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一文中直接改写了马克·费舍的那句名言：“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继续存在下去要容易得多。”[3]重点在于，我们应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来看待新兴的“技术封建主义”思潮？技术封建主义真的是对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或平台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吗？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需要回到技术封建主义的著作中，来厘清他们的思路，分析其理论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一、从左翼加速主义到技术封建主义尼克·兰德（Nick Land，1962年1月17日-），一位英国哲学家，被誉为“加速主义教父”，是1990年代“理论小说”集体控制论文化研究部门的领导者。他的作品背离了学术写作的正式惯例，与思辨现实主义的发展息息相关。后来他还因发展了新反动派和黑暗启蒙运动背后的反平等主义和反民主思想而闻名，他称之为黑暗启蒙运动。要梳理技术封建主义的逻辑，我们必须先回到2014年的左翼加速主义的崛起年代。在一定程度上看，技术封建主义的兴起，恰恰与左翼加速主义陷入困顿和迷惘密切相关。加速主义并不首先是左翼的，其实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英国激进思想家尼克·兰德（Nick Land），就提出了通过控制论的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实现人类社会的巨大革命。尼克·兰德认为：“当软件病毒程序将我们与机器母体（matrix）连接起来时，我们就进入了一个等待着和我们的神经系统相融合的机器。我们人类的伪装正在消失，我们的皮肤很容易被撕掉，然后露出闪闪发光的电子元件。信息从赛博亚（Cyberia）流人。真正革命的基础，隐藏在未来的地球免疫政治中，在21世纪的午夜钟声敲响之时，我们将从巢穴中走出来，置一切安全考虑于不顾，大步迈向明天。”[4]尼克·兰德对信息技术、智能技术和控制论的推崇，实际上将人类视为一种在控制论下进化的产物，如果人类生命体能够适应新的信息技术环境，即他所谓的“非人认知体系”和“去人类化的景观”，人类整体才有生存下去的可能。相反，那些不能适应于信息技术和智能技术发展的人类，将被视为过时的人类群体，会被新的世界环境所淘汰。由于尼克·兰德的加速主义过于残忍，后来被本杰明·诺伊斯（Benjamin Noys）讽刺为“修格斯剃刀”（razor of Shoggoth）[5]，意思是他用死神镰刀的锋芒收割了那些无法与加速技术相适应的人的灵魂。虽然如此，但尼克·兰德的主张还是启迪了一部分左翼思想家，尤其是加拿大的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和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2014年，他们共同发表了《加速主义政治宣言》。一方面，这篇宣言看到了从技术角度超越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并不像尼克·兰德那样残忍，罔顾那些无法适应新技术加速运动的人群的生命。相反，他们回到马克思的文本资源，尤其是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看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马克思的原话是：“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6]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得到的灵感是，如果资本主义成为一种反动的制度，那么一定是相对于更发达的生产力而言的；如果要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仅仅发动政治革命是不够的，还需要更先进的生产力，通过科学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智能技术和生物技术，实现生产力的加速跃迁，最终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无法容纳这样庞大的加速生产力，被物质生产的力量从内部爆裂。他们将马克思看成最重要的加速理论家，并认为：“马克思也是最典型的加速主义思想家。与那些太过熟悉的批判相反，甚至与当代马克思学的行径相反，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为了彻底理解和改变他的世界，他使用了最先进的理论工具和实验数据。他并不是一个抵抗现代性的思想家，而毋宁是试图用之分析、介入、理解现代社会所有的剥削和腐败，承认资本主义仍然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经济体制。他的目标不是颠覆资本主义，而是通过加速超越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限制。”[7]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曾经从最革命的力量，变成了保守主义的桎梏和缧绁，资本主义不再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坐享其成，将他们对工人和其他被压迫阶级的剥削合法化，从而试图维持他们的江山永固。但在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等左翼加速主义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不是技术加速的支持者，反过来会针对加速主义进行限制。“资本主义开始限制技术的生产力，或者说，至少将技术生产力导向毫无用处的细小目标上。专利竞争和观念垄断就是当代的现象，这表明资本需要超越竞争，资本也逐渐退化为技术。新自由主义的加速成果不导致更少的工作或压力。我们得到的不是空间旅行的世界、未来的震撼以及革命性的技术潜能，相反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唯一发展的是，在边缘上，我们沦为更好的小玩意的消费者。不断重复生产着满足边缘消费者需求的同类基础产品，完全牺牲了人类的加速发展。”[8]可以说，在这里，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的批判是极其深刻的，作为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智能技术，被导向了几乎无用的“小目标”上，比如人工智能被用来聊天和绘画，成为Metaverse（元宇宙）、ChatGPT和Midjourney、Sora这样看似很震撼但实际上没有对资本主义造成任何威胁的产品。人工智能带来的真正变革应该是“新质生产力”，将智能技术和大数据控制技术应用到物流、生产、通信和计算等各个领域，为我们创造出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但无论是谷歌还是Open AI，抑或扎克伯格的元宇宙概念，他们都试图用一种带有消费意识形态的概念来掩盖人工智能技术背后的獠牙。但是，左翼加速主义显然过于乐观了，尽管在理论逻辑上，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包括正在酝酿新一轮生命技术和神经网络技术，的确存在着摧毁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但实现左翼加速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唯一可能路径在于，普罗大众尤其是无产阶级要掌握这些能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造成革命性影响的技术。但这在现实中可能吗？尽管存在着去中心化的区块链的比特币，但比特币迅速被金融资本主义收编；尽管存在着可以创造新财富的NFT，但这种新财富形式不会为无产阶级带来更大的获利。正如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强调的那样：“我认为NFT具有颠覆性潜力吗？让我们来看看。在数字环境中，NFT就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它们反映了交换价值（资本主义凭借交换价值击败了体验价值或使用价值）在元宇宙中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NFT在数字世界中并无新意，或许只是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交换价值至高无上）提供了动力。在模拟世界中，NFT的价值仅在于它能为那些关心它的人提供炫耀的权利。尽管这样做会迫使苏富比和佳士得（它们曾经垄断了炫耀式交易）等拍卖行改变方式，但NFT丝毫不会颠覆创造和支撑寡头政治对许多人的高高在上的权力的产权结构。”[9]这就是问题所在，左翼加速主义指出了能摧毁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武器，但是这件武器掌握在今天的数字资本家和平台资本家的手中，无产阶级根本没有希望从他们手中夺取这样的武器来进行革命，甚至学习工业革命时期的卢德分子来破坏机器的方式，在今天也变得徒劳无益。2023年，美国银行提出“七巨头（Magnificent 7）”这个概念，用来形容美股市场表现最好的7家大型科技公司，分别为苹果、亚马逊、Meta、谷歌、微软、特斯拉及英伟达。2023年，“七巨头”创下了106%的惊人涨幅。这一数字是“纳斯达克100指数”（+54%）的两倍，是“标普500指数”（25%）的四倍。或许，这就是技术封建主义诞生的背景。因为摧毁资本主义的武器不在无产阶级的手里。但在这些当代西方左翼思想家看来，这些技术仍然是可以消灭资本主义的武器，但消灭资本主义的主体不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无产阶级，而是那些资本主义的权贵，是那些被称为美国七姐妹（谷歌、微软、苹果、亚马逊、英伟达、特斯拉、Facebook）数字大资本家。当然，他们使用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目的不是摧毁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巩固他们在数字技术发展中的特权地位，不允许新崛起的力量来挑战他们在数字平台世界中的垄断地位。这样一来，他们就不再是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而是退化成为一个更为保守的阶级——云贵族（瓦鲁法基斯的用词是Cloudalist），而与云贵族对应的新的社会形态，就是“技术封建主义”（techno-feudalism），也被称为新封建主义（neo-feudalism）。在这个阶段，大量关于技术封建主义的论著出版，成为今天我们认识当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一个新坐标。这些论著包括塞德里克·杜朗的《技术封建主义：数字经济批判》（Technoféodalisme: Critique de l'économie numérique）、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的《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麦肯齐·瓦克（McKenzie Wark）的《资本已死：还有更糟的事情吗？》（Capital Is Dead: Is This Something Worse?），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的《新封建主义的来临：对全球中产阶级的警示》（The Coming of Neo-Feudalism: A Warning to the Global Middle Class）等。此外，齐泽克、约迪·迪恩、西格哈特·内格尔（Sighart Nerkel）等人也发表过有关技术封建主义的文章，在当下来看，技术封建主义及其批判已经成为当代西方左翼思想的一个潮流，这就需要今天的中国学者认真来思考技术封建主义的主要观念和思想脉络。二、云资本的三重属性：技术封建主义的逻辑根源麦肯齐·瓦克（McKenzie Wark，生于1961年）是一位出生于澳大利亚的作家和学者。瓦克以其关于媒体理论、批判理论、新媒体和情境主义国际的著作而闻名。她最著名的作品是《黑客宣言》和《玩家理论》。尽管讨论技术封建主义的人物众多，且众说纷纭，但他们实际上有一些共同的主张和观点，即原先那个曾经笼罩在全世界之上的资本主义的阴霾，或许正在消散。就像澳大利亚激进左翼思想家麦肯齐·瓦克宣布“资本已死”一样，“人们对资本主义是永恒的这一意识的默许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因此，有必要做出姿态，进行思想实验，宣布：资本已死。就像之前的上帝一样，资本死了。”[10]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资本或资本主义是否已经死亡，而是在于接替资本主义的制度究竟是什么？资本主义在西方世界的衰落似乎并没有带来一场走向社会主义的革命；相反，我们看到的是一种保守力量的崛起。这种保守力量甚至不是评论法国大革命的埃蒙德·柏克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代表资产阶级保守派的亚当斯，而是直接回到了前资本主义社会。今天掌握云资本的新贵更像是封建主义的贵族，他们垄断着大数据链接、智能算法平台以及最庞大的算力的各种资源，人们只能通过这些大数据、算法和算力来进行生产和生活，而这些云贵族并不生产任何产品，也不会销售他们任何的生产资料，他们只收租金，就像佃户租种土地时缴纳的地租一样，我们在向iCloud和微软的Windows交租金之后，才能继续使用这些设备。齐泽克在他的新书《自由：不治之症》（Free: A Disease without Cure）中不禁也感叹道：“像比尔·盖茨或扎克伯格这样的新封建主越来越多地控制着我们共同的通信和社交空间。”[11]由此可见，技术封建主义的核心主张是：资本主义正在消亡，取代资本主义是一种新封建主义的形式，我们可以将其命名为“技术封建主义”，对于技术封建主义的描述，雅尼斯·瓦鲁法基斯在一次访谈中给出了十分明确的界定：资本日益强大，但资本主义正在消亡。一个新的体系正在取代资本主义，在这个体系中，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拥有并掌管着作为资本主义润滑剂的国家货币（而不是利润），以及极少数人让多数人为其工作的新的非市场领域。资本主义利润（亚当·斯密和马克思所理解的企业利润）正在消失，而新形式的租金正在控制国家和数字领地的新技术领主的账户中积累，在这些领地中，无偿或不稳定的工作由大众完成——他们开始类似于技术农民。[12]的确，几乎所有的技术封建主义或新封建主义的思潮都认同资本主义一旦走向消亡，取代它的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历史并没有选择进步的轨迹，而是选择了退步。这是一种退步的技术政治，美国当代左翼政治家约迪·迪恩在他的《新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终结？》（Neofeudalism: The End of Capitalism?）一文中追问了这一立场。他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左派，我们更希望在摧毁了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之后，会走向更为公平，更为平等的共产主义；但如果我们静观其变，在资本主义灭亡之后，并不会自动地选择社会主义道路，而是会堕落为一个更恶劣的制度：技术封建主义。所以约迪·迪恩指出：“资本主义正处于十字路口：选择共产主义，还是新封建主义？共产主义指的是一种解放的平等主义联合模式，我们应该向往这种模式，并为之组织起来，为之奋斗。新封建主义指的是资本主义趋向的更糟糕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奋力一搏，就会堕落沦为新封建主义。”[13]可见，无论是瓦鲁法基斯还是约迪·迪恩，西方左翼思想家研究技术封建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一种盲从，而是一声旷野呼告。如果人们在资本主义日渐消亡之时不奋力一搏，不为一个更公平的社会而奋斗，人类就有可能坠入新封建主义的藩篱之内，陷入繁琐而严苛的桎梏之中。技术封建主义会让我们在各个方面变成数字时代的农奴和附庸阶层，只有通过对日益显露的技术封建主义给出切合实际的批判，我们才能避免坠入到最恶劣的境地。那么，技术封建主义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其基本逻辑又是什么？为了方便起见，笔者对技术封建主义的理论分析，主要引述其中最著名的一派的观念，即前希腊财政部长雅尼斯·瓦鲁法基斯的2024年2月上市的新书《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的资本主义？》中的主张。雅尼斯·瓦鲁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希腊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自2018年以来，他一直担任他于2016年共同创立的左翼泛欧政党，2025年欧洲民主运动（DiEM25）的秘书长。此前，他是激进左翼联盟的成员，并在2015年1月至2015年7月期间担任希腊财政部长，在2009-2018年希腊政府债务危机期间代表希腊政府进行谈判。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区分过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二重性，商品的二重性指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劳动的二重性指的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一书中，瓦鲁法基斯将商品的二重性修改为经验价值和交换价值。经验价值与使用价值在表述上虽然迥然不同，但表达的意思有一致性，即经验不是个人的阅历和知识，而是具体身体体验在商品中的凝结，譬如一个锄头，我对锄头的体验就是对锄头的使用。对于劳动的二重性，瓦鲁法基斯则采用经验劳动和商品劳动之说。经验劳动当然对应的是经验价值，是我们具体身体体验中所实施的劳动，具体到每一个劳动个体，具体体验千差万别，而这种具有独特性差异的体验就构成了瓦鲁法斯基笔下的经验劳动。而商品劳动对应的是交换价值，表面上看，这是归属于商品物的价值，实际上，体现出来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中，他们都十分明确地认识到，所谓的交换价值和抽象劳动（商品劳动），均代表着对具体劳动个体的抽象，将各自有差异的个体，抽象为可以在统一的交换价值体系中进行衡量的数量，从而确定了劳动在生产中的地位。正如卢卡奇所说：“商品结构的本质已被多次强调指出过。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并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14]由此可见，在商品的二重性和劳动的二重性上，尽管瓦鲁法基斯在表述上与马克思和卢卡奇有所不同，但讨论的资本主义现象仍然具有较大的相似性。但瓦鲁法基斯的不同在于，他不仅讨论了商品和劳动的二重性，还提出了资本的二重性。与商品和劳动一样，资本的二重性也体现为具体经验和抽象的社会关系之间的分别。不过，瓦鲁法斯基显然将资本的概念泛化了，在他的定义中，资本的第一重属性就是具体经验中的生产资料，他提出：“资本的形式是专门为生产其他商品而生产的物质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一把钢剑不是资本——因为它除了能生产一个被砍下的头颅或被刺穿的躯干之外，什么也不能生产。但钢犁或钓竿是典型的资本货物，或者换一种说法，是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15]他的资本定义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资本定义有着霄壤之别。不过，正如他在讨论商品和劳动的第二重属性时谈到的商品和劳动的社会属性，即交换价值和商品劳动，认为资本的第二重属性也应该具有一种抽象能力，即将日常经验中的生产资料的资本变成一种社会关系。所以，瓦鲁法基斯给出了资本的第二重属性，即当我们拥有某种具体的资本（如农具、土地、机器、厂房等），实际上相当于获得了某种特定的权力，一种支配其他人的权力，而这种权力让拥有资本的人可以合法地剥削其他人。准确来说，瓦鲁法基斯意义上的资本第二重属性就是建立了拥有资本的人相对于其他人的合法剥削权。他认为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赋予资本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剥削权——除了资本的实体存在和功能外，资本还为其所有者提供了从不曾拥有资本的工人那里榨取剩余价值所需的社会权力。”[16]换言之，资本代表着一种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即资本家相对于无产阶级的合法合理的剥削权力。瓦鲁法基斯顺着资本的二重性下去，继续提出了资本的第三重属性，这是特别归属于数字云时代的资本权力。瓦鲁法基斯借用了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的《监控资本主义时代》的说法，指出数字云的权力不仅体现在资本家相对于工人或无产阶级的合法剥削权，而且这些数字监控和智能设备反过来会形成监控，制约使用者的行为，让所有的使用者在行为习惯上受到平台的后台监控。祖博夫通过对谷歌的研究，认为谷歌的监控实现了对所有用户的行为矫正，从而让用户变成依附于数字平台的奴隶。祖博夫强调说，“在此建构与应用之中，以机器智能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与更复杂的行为系统两相结合。最后——则是行为修正的需求，如何将所有操作导向信息极权与控制，替前所未见的机器控制力量与其社会意涵建构框架。现在，我的目标是透过新的滤镜，重建我们对熟悉事物的评价：谷歌早期的乐观态度、危机以及发明。”[17]可见，在祖博夫眼中，谷歌这样的数字平台最成功的并不是监控，而是利用数据监控实现了对用户的行为矫正和控制，最终让用户依附于广大平台。瓦鲁法基斯充分吸收了祖博夫的观点，将其纳入自己界定的资本的第三重属性当中，并指出：“云资本的第三重属性：行为矫正和个性化命令的生产手段。云资本的第三重属性囊括三种算法行为矫正。第一种是命令消费者复制云资本（即把消费者变成云农奴）。第二种是命令雇佣劳动者更加努力地工作（即把无产者和不稳定者变成云无产者）。第三种则以云封地取代市场。从某种意义上说，云资本的第三种性质赋予了其所有者（云资本家）一种榨取传统资本主义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巨大的全新权力。”[18]与资本的前两重属性不同，资本的第三重属性是专属于云资本时代的属性，因为用户相对于平台的依附性，以及用户被云资本农奴化，导致的结果是云资本被不同的平台所划分，并以所依附的不同用户及其产生流量来作为剥削权力大小的标准。在拥有巨大用户和流量的平台面前，任何个体和生产商都没有抵抗力，这形成了数字时代的特殊现象，我们可以将其譬喻为“挟用户以令天下，挟流量以令诸侯”。当大数据和云技术发展到这里，我们已经初步看到了技术封建主义的雏形。三、利润与租金的颠倒：我们真的进入到新封建主义了吗？雅尼斯·瓦鲁法基斯2023年出版的著作，《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我们必须在进入到技术封建主义讨论利润和租金的关系之前，总结一下瓦鲁法基斯对于资本的误解。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认为，生产资料或工具不可能直接作为资本而存在，它们只是资本的表现形式。当瓦鲁法基斯将生成的土地锄头当成资本的时候，已经犯了与庸俗政治经济学一样的错误，即只看现象而不分析其背后被掩盖的本质。在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章的开头，马克思开宗明义地指出：“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16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19]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事物，在资本主义之前，或许存在着某些商家和作坊将货币作为资金来发展的问题，但那只是在封建制度下零星的现象，不构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但瓦鲁法基斯却将资本问题泛化了，把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所以在他的定义中，资本可以存在于前资本主义的任何时代，封建领主的土地自然也成为他所谓的资本。这里就引出了瓦鲁法斯基对资本的第二个重大误解。同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20]马克思认为资本只是一种特殊的货币，或者说，资本只能以货币而不是生产资料的形式表达出来，即便资本家购买了厂房、机器，支付了工人工资，但这些东西都必须通过货币这一媒介才成为可能。瓦鲁法基斯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是从个人经验角度来理解资本的具体性，但在抽象性层面，即资本的第二重属性，他所能理解的只有合法的剥削权。然而，真正的剥削权是建立在货币关系上的，而且正如马克思在“资本的总公式”表达的那样，G-W-G并不是在市场上的循环运动，也不是兜圈子，真正的资本总公式应该表述为G-W-G’，在G和G’之间存在一个差值ΔG，而正是这个差值ΔG，让一般的货币成为资本的货币，而资本的流动过程必须看成从G-G’的生产出ΔG的价值增殖（valorization）过程。因此马克思强调：为卖而买,或者说得完整些，为了贵卖而买,即G-W-G’，似乎只是一种资本即商人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但产业资本也是这样一种货币，它转化为商品，然后通过商品的出售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在买和卖的间歇,即在流通领域以外发生的行为，丝毫不会改变这种运动形式。最后，在生息资本的场合,G-W-G’的流通简化地表现为没有中介的结果，表现为一种简练的形式，G-W-G’，表现为等于更多货币的货币，比本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因此，G-W-G’事实上是直接在流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总公式。[21]正是因为瓦鲁法基斯对马克思的“资本”概念的误读，导致了他也不能理解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利润概念，甚至也没有准确理解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利润概念的讨论。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马克思，他们都将资本看成两个不同的部分，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亚当·斯密的表述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第二卷时，曾大量引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原文，来评析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利润问题的理解。例如马克思曾引述道：“任何固定资本，没有流动资本的帮助，都不会提供收入。最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如果没有流动资本给它们提供加工的材料，给使用它们的工人提供给养，那是什么东西也生产不了的。”[22]这里，亚当·斯密已经明确意识到，利润只可能来自于流动资本，即劳动力的部分。马克思由此得出了结论，认为所谓的利润，就是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那么，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社会来说，任何资本，包括土地资本和金融资本，其地租和利息的收入也只能源自于剩余价值的转移，即“后者形成剩余价值，其中一部分被产业资本家以利润形式保留在自己手里，另一部分则被作为地租让出，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23]这样，地租、利息、商业利润、物流利润这些看似不同的获利，在马克思这里实际上都有一个共同根源，就是产业资本家在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的总体利润只能来源于可变资本或流动资本，来源于剥削，来源于剩余价值。对于这个逻辑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利润不曾消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会一直存在；如果这种生产方式一直存在，就代表着我们没有真正走出资本主义的藩篱。所以，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中，资本主义之后的新社会制度一定会打破这种以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剥削方式和生产方式。换言之，利润的魔咒一旦被祛除，资本的魔法也必然失效，无论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如何能将“人变成帽子”，但马克思主义十分清楚，只有摧毁帽子的障眼法，才能看到资本主义制度是通过矗立在无数化为无产者的躯体上运行的，帽子的魔法和其背后的生产关系的崩溃，才是走出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但是，瓦鲁法基斯是如何说的呢？在《技术封建主义：什么杀死了资本主义？》一书中，他这样定义利润：“利润是资本家在向工人支付工资、向房东支付地租、向金融家支付利息和金融地租，以及向专业人士（如营销人员、广告商）支付费用（帮助他们建立品牌租金）后所保留的收入部分。”[24]这个定义是十分粗糙的，也是经验性的，利润的奥秘在这个定义中被彻底掩盖了，地租、利息和金融地租实际上都源自于剩余价值。由于没有看到这种利润的二次转化，导致瓦鲁法基斯的利润定义既脱离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也忽视背后所存在的剩余价值问题。他几乎从一个小生产者的角度来思考利润，致使方向越来越偏移，因为他看到2008年之后，希腊的小资产阶级、小商家、小企业主的处境艰难，尤其在他2015年担任希腊财政部长期间，他进一步坚定了这些信念。因为当一个小企业主在计算自己的特殊利润时发现，一旦扣除了工人工资、地租、利息和金融地租这些日常花销和成本之后，自己的利润少得可怜。于是，他大胆地得出了一个结论：利润的消亡。他指出：“资本的积累，即通过扩大蛋糕的总体规模来创造财富的过程，与利润脱钩了。”[25]通过“利润的消亡”的观点，他推论出那些老老实实做企业和商业的资本主义，在今天的数字技术下，已经毫无立锥之地，他们的利润被一群新贵们所攫取，他们沦为了这些新贵们的附庸阶级，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荣光不在，新的贵族正在夺走资本主义曾经的光辉岁月，将他们的权力凌驾在附庸资产阶级之上。那么，这些攫取资本主义利润的新贵是谁？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瓦鲁法基斯举了一个例子：你被传送到一个小镇上，镇上的人们各忙各的，交易着小玩意、衣服、鞋子、书籍、歌曲、游戏和电影。起初，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直到你开始注意到一些奇怪的事情。原来，所有的商店，甚至每一栋建筑，都属于一个叫杰夫的人。他可能并不拥有生产商店里所售商品的工厂。[26]由字节旗下AI绘图软件Dreamina所想象的，一个位于希腊的小镇，人们在街上很随意地闲逛和做生意。我们可以即将瓦鲁法基斯的这个例子看成一个隐喻，这个小镇当然指的是数字技术构成的云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的小玩意、衣服、鞋子、书籍等等，都是传统资本主义的范畴，这些传统资本主义依赖利润而活着。这就是瓦鲁法基斯认为这一切都很正常的原因。但是进入到数字的云世界之后，有一样东西不同，即有一个凌驾在所有资产阶级之上的杰夫，他没有一家工厂（所以在瓦鲁法斯基看来，杰夫不是资产阶级），他垄断了每一栋建筑，最为关键的是“他拥有一种算法，可以从每笔销售中抽取佣金，而且他可以决定什么可以卖，什么不能卖”。杰夫当然隐喻的是诸如谷歌、亚马逊、微软、苹果之类的互联网新贵。他们在今天的云世界中收租金的角色。在瓦鲁法基斯看来，原先在公平的市场上挣利润的资产阶级，一下子成为了这些云贵族们的附庸，他们随时随地可以决定向这些附庸资产阶级收租金，收多少租金，如果不缴纳租金会遭受什么惩罚（主要是会被踢出云世界，成为数字时代的赤裸生命）。这就意味着，在今天的云世界中，真正控制世界经济命脉的不再是老实本分的产业和商业资本家，而是那些占据了数字平台和工具，不断向产业和商业资本家收取租金的云贵族。瓦鲁法基斯认为，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地租依赖于利润，而在今天，则发生了租金和利润的颠倒，租金凌驾在利润之上，不断地蚕食掉利润和市场的空间，“资本主义的两大支柱——利润和市场——正逐渐被取代。”[27]拥有云资本的新贵们可以躺在自己的互联网领地上，不断地从云农奴、云无产阶级和附庸资产阶级身上吸血；他们仿佛中世纪的封建贵族一样，不事劳动，也不怎么生产。瓦鲁法基斯认为，他们通过对云领地的垄断，逐渐排除资本主义的因素（利润与市场），因此，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一个新的封建社会。瓦鲁法基斯进一步指出：“云封地取代资本主义市场。简而言之，资本主义正在因资本主义活动的蓬勃发展而萎缩。正是通过资本主义活动，技术封建主义应运而生，如今技术封建主义正在风卷残云。”[28]这正是瓦鲁法基斯将云领地的“杰夫”们攫取巨额租金的统治和支配形式称之为技术封建主义的原因所在，因为传统资本主义的利润空间已经基本上变成了云贵族的租金，云贵族反过来用算法和人工智能来决定附庸资产阶级的命运，用瓦鲁法基斯的说法就是：亚当·斯密已死，云贵族永生！技术封建主义真的成为取代资本主义的新的社会阶段了吗？事实上，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角度来看，这种判断的确有些夸大其词。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那样，评判资本主义是否灭亡，取决于在资本周转和循环过程中的价值增殖过程，而这个G-W-G’循环的基础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只要这种生产关系没有发生改变，资本主义就不会离我们远去。回到瓦鲁法基斯等人的技术封建主义，我们看到他所谓的云租金问题，仍然没有脱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关于利润的转移和分配问题，只不过在租金问题上，拥有数字资本的云新贵榨取了传统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利润。不过，这些云新贵与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最大不同在于，他们仍然以资本投资的方式来获得源源不断的云资本，用云资本向普通的资产阶级收取云租金，这些租金变成了云利润。但马克思的《资本论》告诉我们，这些所谓的云租金或云利润都源自工人生产中形成的剩余价值。无论是空间上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转化为地租、利息、商业利润、物流利润等），还是面向未来的剩余价值（证券市场、基金、期权、债券等）[29]，唯一的区别是，这些所谓的云贵族，拥有了更大的垄断权力，将之前的传统资产阶级变成了自己的附庸，无论这个附庸关系如何运作，都不会摆脱传统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换言之，无论数字技术如何发展，云领地和云贵族如何浮光跃金，但其牟取利润的基础（将利润转化为租金）的方式仍然是整个资本主义的基础。技术封建主义并未真正走出数字资本主义的窠臼，它不过是一种新的亚形态而已。 注释：*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数字经济视阈下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深层内涵”（023BSK017）阶段性成果。[1][美]马克·费舍，《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王立秋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版，第4页。[2]对于左翼加速主义，我已经写过相应的文章，可以参看《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加速主义策略——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山东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和《左翼加速主义及其缺憾——为什么加速主义不可能替代资本主义?》（《阅江学刊》2023年第3期）。[3]Evgeny Morozov, 'Critique of Techno-Feudal Reason', New Left Review, 2022, Vol. 133-134.[4]尼克·兰德，“作为一种回路模型的控制论结构”，陈朦译，《社会理论批判纪事》第15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73页。[5]Benjamin Noys，Malign Velocities: Accelerationism and Capitalism，Winchester: Zero Books，2014，p．7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7]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尼克·斯尔尼塞克，“加速主义政治序言”，蓝江译，《社会理论批判纪事》第15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8]阿列克斯·威廉姆斯、尼克·斯尔尼塞克，“加速主义政治序言”，蓝江译，《社会理论批判纪事》第15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7页。[9]Yanis Varoufakis, Evgeny Morozov, ' Yanis Varoufakis on Crypto, the Left, and Techno-Feudalism', The Cropto Syllabus， 26 January， 2022.[10] Mckenzie Wark, Capital Is Dead: Is This Something Worse? London: Verso Books, 2019. p.35.[11] Slovej Žižek, Free: A Disease without Cure, London: Bloombury Academic, 2023, p.200.[12] Yanis Varoufakis, Evgeny Morozov, ' Yanis Varoufakis on Crypto, the Left, and Techno-Feudalism', The Cropto Syllabus， 26 January， 2022.[13] Jodi Dean, ‘Neofeudalism: The End of Capitalism?’. in Penny Lewis, Lorens Holm, Sandra Costa Santos eds. Architecture and Collective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2022, p.44.[14] [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3-144页。[15] Yanis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Hoboken: Melville House, 2024,  2024, p.47.[16] Yanis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Hoboken: Melville House, 2024,  p.158.[17][美]肖莎娜·祖博夫，《监控资本主义时代（上）：基础与演进》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116页。[18]Yanis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Hoboken: Melville House, 2024, p.179.[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71页。[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16页。[24]Yanis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Hoboken: Melville House, 2024, p.164.[25]Yanis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Hoboken: Melville House, 2024, p.79.[26]Yanis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Hoboken: Melville House, 2024, p.66.[27]Yanis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Hoboken: Melville House, 2024, p.90.[28]Yanis Varoufakis, Technofeudalism: What Killed Capitalism？Hoboken: Melville House, 2024, p.95.[29]对于这个问题的分析，可以参见《空间、时间与生命政治：价值形式的三次重组——从<资本论>来解读数字资本主义下的价值形式》一文（《学习与探索》2024年第2期）。